內容來源：卷十四　 演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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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三日

　在中央　總理紀念週講——

要旨

　一、外交之根本全在內政，故「攘外必先安內」。
　二、中央對兩廣異動始終以寬宏大度之精神與和平的政治方法解決。
　三、政令軍令之統一，為對外之根本要件。
　四、中央決不能因外患之嚴重而放棄內亂之肅清。
　五、解決內政問題，歷史感情，不能不顧，是非順逆，尤不可不分。
　六、革命軍自始至終，決心在內外夾攻之中奮鬥到底。
本文

　各位同志：今天中央舉行 總理紀念週，兄弟被推出席報告，藉此特將個人對於最近國事的意見與感想，向各位貢獻。現在二中全會正在開會，本黨全體同志和全國一般民眾，以及全世界各國人士，都很注意此次會議的結果。本來我們會議最要緊的議題，不外內政和外交為會議的中心，至於內政和外交的方針，去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有明確的決定。半年以來，中央同人也都是根據大會所決定的方針來努力；今後當然也只有秉承五全大會既定的方針來進行。不過我們要曉得所謂內政和外交，名稱上雖然是不同的兩種問題，而實際上完全是整個連帶的一件事情。就事實來說，無所謂外交與內政之分，可以說外交問題，就是內政問題。如果內政問題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，國家不能完成真實的統一，奠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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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固的基礎，就簡直沒有外交可言。所以我們要解決外交問題，先就要解決內政問題。自從「九一八」以來，中央一貫的方針，就是「安內攘外」四個字，認定內不能安，不僅外不能攘，而且連「外交」二字也談不起來。由此可知此次全體會議所討論的要案，雖然包含內政外交兩方面的問題，實際上只是一個內政問題。兄弟向來就認定外交的根本全在內政，只要內政問題能夠得到妥善的解決，外交問題自然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。大家要曉得果真我們的內政能夠統一，國基能夠穩定，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大的國家，都要對我們發生敬畏；我們只要真正統一，就沒有那個敢做我們中國的敵人。所以此次會議所討論的事情，應該特別著重於解決內政問題，來穩定國家的基礎，實現我們三民主義，以期完成革命建國的工作。講到內政，現在無論中央與地方都是由本黨的同志負責任，所以一切內政上的不安定不統一，都是本黨同志不能團結一致，甚至鬧起糾紛的結果；決不能歸咎於一般愛國家的全體國民！現在我們要使內政能夠統一安定，必先要解決黨內的糾紛，要解決這個糾紛，當然應該照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。不過本黨的革命精神，是以「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」八德為基礎，無論對內對外任何問題，向來都是以「信義和平」的精神，來謀妥善的解決，而對內尤為緊要。從前陳炯明雖然在廣州叛變，以大砲機關槍圍攻總統府，要制 總理的死命，然而 總理當時仍舊用仁愛的精神寬容他，最後只要陳炯明能悔過自新，即可不咎既往。 總理這種偉大的精神實在是我們全黨同志革命的模範，現在大家都很關心兩廣異動的問題，這件事如果純就國家的法律紀綱而言，當然沒有放任容忍的餘地！但是中央方面始終盡量寬容，以信義和平為基礎，始終不放棄政治的途徑與和平的方法來解決，也就是以 總理寬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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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懷的精神做我們處理異動的基礎。現在兩廣幾位負軍事責任的同志，有一個口號說「在抗日的旗幟之下，方能統一軍令。」這是他們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戰後德意志的統一來作例子，說是先要打勝了外國，然後方能完成統一，這個口號和這種說法，他們自己當然以為很有理由，那裏曉得事實上是大錯特錯。我們祗就普法戰爭前後德意志統一的經過事實而論，也可以知道德國是以一八三四年十七邦的關稅同盟為契機，由於工業革命與俾斯麥辛苦努力結果；雖然在國家的構成上，為許多的聯邦，而實際上在對法作戰之先，早已逐步完成政令，尤其是軍令的統一，惟其先能統一政令軍令，所以纔能戰勝法國，並不是戰勝法國而後來統一政令軍令。由此可知軍令政令統一，是對外抗爭的根本要件。軍令政令不統一，絕對不能對外。兩廣幾位軍事當局，因為不懂這個道理，同時對於國家現實的環境，世界的形勢，完全沒有澈底研究明白，對於我們革命的立場，也沒有深切瞭解，所以做了很多錯誤的舉措，造出現在這個亂子。他們不自顧惜革命的歷史，固屬很可痛心，可是本黨和國家因此受了很大的影響，而我們革命策源地的兩廣幾千萬同胞，尤其身受無限的痛苦。現在他們異動還不到兩個月，兩廣已經民不聊生，地方軍人，如此輕舉妄動，貽患國家，這是我們全黨同志，尤其是我個人在中央主持軍事的，更不能不負責任自咎，兄弟自己誠信未孚，使國家和民眾在憂患悲痛之中，又加上一層的危疑震蕩，撫躬自問，實在覺得非常歉仄和悲痛。現在事實既已演至如此，我們一方面當然要始終以信義和平為基礎，本著總理寬大為懷的精神，用盡和平的政治的手段，希望兩廣軍事當局，能改過自新，能夠使時局重見安定，國家有力量可以對外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要有整飭紀綱，維持統一的決心和勇氣，負起責任來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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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定變，決不能因外患之嚴重，而放棄平定內亂之工作；決不可因為顧慮外患之壓迫，就聽少數地方軍人破壞紀律，自由行動，什麼事都馬馬虎虎遷就了事。大家要曉得，就革命的方略來說，正唯有外敵的壓迫，中央更不得不先澈底肅清內亂，否則一般漢奸匪徒，更要挾寇自重，國家更無安定復興之期。當此外患嚴重的時候，如果有挾寇自重的漢奸匪徒，中央更應該不顧一切，澈底澄清，以竟安內之全功，而固攘外之根本。如果瞻前顧後，畏首畏尾，顧忌外力之牽制與干涉，因而不敢整理內政，則我們決沒有方法完成建國禦侮的工作，我們也就再不能講革命。我們要革命，就不能怕外患，如我們革命黨怕帝國主義者的壓迫，那就根本不能革命，例如十五年，在我們廣州肘腋之下，到處都有帝國主義者的力量，如果我們要瞻前顧後，還能出師北伐嗎？我們革命軍自誓師北伐以來，就決心在內外夾攻之中，與一切軍閥與挾寇自重之赤匪漢奸，一切沒有國家觀念的反革命分子奮鬥到底。這種革命的精神，無論何時何地，都是一貫的有充分的表現。現在我們對於內政問題之所以要用和平的政治的方法來解決，絕對不是因為顧忌外患怕受內外夾攻的危險，而完全是為著同志間歷史感情的關係，與團結精神集中力量的關係。換一句話說，就是為著愛惜國家的力量，保持內部的完整，要求整個的覺悟和團結，使將來大家從此以後能和衷共濟，共同一致來完成抵禦外侮復興國家的遠大事業起見，所以不能不以 總理包容一切的精神為精神，儘量的用和平方法來解決，以告慰我們 總理與已死同志在天之靈。最近中央各同志，大家對於解決內政問題的方法，當然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都是始終要本信義和平包容一切的精神，用和平的政治方法來處理一切紛亂。但大家要知道，凡是一個國家要獨立存在於世界，必須保持精神上立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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